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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与中国前行的道路-
平生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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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非暴力与中国前行的道路
文章 提交者：永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在工业革命前的时代 ，政治角逐只有权力的转移，而无体制的变革，江山只不过是换个屁股坐而已，暴力手段是获取政权的唯一手段，所以鲜有非暴力的政治转型。而政治权力的获取的目标，也就是把那江山坐，把那人间富贵荣华给享。农业文明，岁枯岁荣，一切更替，皆是自然，权力的更替也无那制度可以遵循。政治权力和经济 权力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挑战的。而对那些可能挑战皇帝地位的潜在势力，解决手段不外乎残酷的暴力手段，如赵匡胤皇帝那杯酒释兵权，在中国古代史上大概是唯一的一例吧！
如果说专制政体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权力获取的手段是暴力；民主政体，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权力获取的手段则是非暴力。工业时代，随着利益的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再是如农业文明那般通过暴力推翻一个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在农业文明时代，破坏之后的重建，就如同自然的耕作一般，一季一季的繁衍，不需要累积。而工业时代，资本的积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长期的，暴力手段破坏容易，建设则难。工业文明的特征就是竞争，在竞争之下方有发展，而竞争则需维持多元的力量，这样在工业文明的时代，政治问题的解决，非暴力的妥协和谈判 是首选，只有通过妥协谈判才能维系力量的多元，妥协和谈判之下，出现的则是民主政体。
黄仁宇说道，在很多国家 ，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常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行之，即为革命，而这既缺乏个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有时仍不能合理想的范畴。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 ，1997年，P479 而谈判、妥协，则是消融更阶层冲突的最实际道路，妥协谈判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基本的特征，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决策者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都可以自由竞争选票，而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1947，P269霍布豪斯将自由分为：公民自由、财政自由、人身自由、社会自由、经济自由、家庭自由、地方自由、国际自由、以及政治自由。简单说作为一种选择，自由在政治上的表达就是选举自由、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市场经济中开放、平等的机会、作为思想上的表达，则是言论、信仰自由，如此民主政体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表达自由的民主选举。表达就是各个阶层之间就彼此的利益进行谈判，谈判会妥协，妥协产生制衡，在这基础之上民主政体成立之。
简言之，持续而完善的民主政体是通过非暴力运动而形成的，非暴力作为一种运动，当它被置于政治诉求中的时候，它是遍及草根阶层的运动，它可能是无组织的，但是它散发出来的力量却不是暴力革命所能比拟的，它在目标追求的过程中就已经实践了个体的表达自由。“非暴力是以数以百计的抗议、不合作的方法的通称。行动者用这些方法从事抗争，他们不使用暴力进行抵抗，或以拒绝进行某项事物作为一个技术，非暴力行动不是被动的，它也不是无为，而是不使用暴力的行动。非暴力可以使用于各个领域，不论争端是什么，冲突的层次有多高，非暴力行动是人们拒绝被动、屈服、认为必须抗争，而不用暴力从事抗争的一种技术。” 江盖世，《非暴力的理论与实践》，台湾国家和平安全研究协会，1998年，P167 非暴力不是面对暴政的时候毫不作为，非暴力作为一项运动，是通过积极的拒绝、不合作去表达自己的意愿.表达意愿，是非暴力的首要目标，这就是如胡克所言的表达自由：“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政府依靠被统治者自由表达同意的一种社会，而表达的手段则是选举”，非暴力运动本身就暗含了民主的意义。
同样非暴力不是在这运动中没有任何的暴力冲突，非暴力运动不选择暴力作为抵抗的手段，但在这中间 也可能会有低度的暴力。低度暴力和暴力的区别在于，低度暴力是偶发的，非有组织的、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在规模上是有限的。它们不同于不同阶层之间有规模，有纲领的通过大规模的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面对暴政的时候，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参与非暴力运动的人都能理智的控制自己的行动。在民主化过程中，低度的暴力总是难免的，如在台湾的民主转型的高雄运动中，约有183名警察负伤、在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民主转型中，死了人，但是人数有限、在韩国，经历光州事件后，暴力受到约束，只有几起政治死亡事件。印度和土耳其回归民主运动中的暴力程度很低。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9年版，P236 将非暴力理解为绝对的无暴力是错误的，非暴力是选择以积极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它在精神层面的反抗表现为手段上的不合作、抵制、抗议、维权等。苏联时期西方派异议人士西尼亚夫斯基明确说道：“苏维埃持不同政见者本性就是理性的、精神的抵抗，不是简单泛泛地抵制苏维埃制度。”“他们是抵制思想强求一致，以及抵制苏维埃社会中这种统一思想的麻木不仁”非暴力不是如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在运动最后的摊牌阶段,面对政府暴力的镇压时候毫不还手,非暴力运动更体现在平日中、在不自觉间的各种行动,通过这些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让当政者认识并自己作出改革。非暴力不是指不反抗,这是一种误解。在危及到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比如,生存权的时候,人人都有抵抗暴政的权力，比如面对希特勒的纳粹政策，人人都可以选择各种手段加以反抗，这个手段，可以是暴力和非暴力。但选择暴力抵抗的不就一定就是勇士，而选择非暴力手段的也不代表就是懦夫。
暴力带来暴政，暴力革命往往需要统制人的意志，以达成目标，而统一人的意志的口号则可能是人民、民主等等，在革命中权力为领导者所把持。领导者的决策，就是在民主的旗号之下，也是加个人民民主的专政，你不能指望暴力革命的决策过程中有民主的氛围。革命成功后，新的权力执掌者，在政体内缺乏可以制约的力量，在体制外，出现的是“无代表，也纳税”的情况。在革命旗帜之下，出现的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久尝权力甜头以及个人权威的革命者领袖，让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再放权，走民主之路也难也，这时理想总让位于现实的政治斗争。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物，如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理想是高尚的，但是在暴力革命之后，他们却开始蜕变，乃至最后施行恐怖政策，造成了血流成河，而雅各宾专政中的系列政策，也已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带来了以后法国的不断的动荡。对民主政治这个目标的追求而言，非暴力是代价最小的选择。
回顾早期民主政体的建立过程，它们都经过了不断的反复才最后形成。英国大革命后，用了183年（1649-1832）完善了自己的政体、美国独立战争后，用了89年(1776-1865)、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789-1890)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用了近100年时间，日本从明治维新到麦克阿瑟推行五大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1860-1946），用了86年，这个中间各有反复，最平稳的是英国光荣革命后，通过两百年的谈判妥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代议政体。盎克鲁撒克逊人的美国，在建国之后，以宪法为立之本，通过宪法的修正案而完善民主政体。有意思的是，戊辰战争中日本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了幕府政权，这个是封建范畴内的战争。而其后的明治维新，则完全的走上了向工业资本主义前行的道路，明治维新中对待贵族特权阶层上采取的是赎买的手段。随后在宪法体制内，大正时代实现了第一次的民主体验，这后来被军部的暴力推翻，在麦帅指导之下，最后通过五大改革而彻底走上了现代的民主体制。对比英国、美国、日本近代的道路和法国、俄国、中国的道路，不难看出非暴力和暴力的效果的差异。
在对非暴力的理解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有在民主国家中非暴力才有可能。二是非暴力在独裁国家中毫无作用。1919年，面对非暴力运动中的印度平民，英国殖民者以机枪加以扫射，死亡四百人，伤一千余人。在1964年美国青年学生的反战运动中，面对学生的鲜花，美国政府回报的却是枪弹。上世纪60年代是美国黑人运动高涨的年代，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面对的却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黑人最频繁的年代。这些民主政体的行径和沙俄在1905年用马队冲击和平请愿的人民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第二个误区的问题就出现了，即在面对统治者的赤裸裸的暴力时，非暴力没有任何效果。还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人民的非暴力的请愿遭到镇压之后，全国范围的抗议罢工，此起彼伏，最后推动了沙俄的系列的改革，而在1919年建立的民主体系，却最后被列宁的暴力革命推翻。甘地的、金的努力最后也获取了成效。1968年的捷克，华约军队侵入，捷克人民选择了非暴力的方式加以抗拒，工人罢工、公务员拒绝和苏联合作，不得已之下，被苏联囚禁起来的杜布契克被苏联放出作为谈判对象，最后苏联撤军。在杜布契克的领导下，捷克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但是1969年，在国内掀动起来的极端情绪之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镇压苏联的合作者，最后苏联出兵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了危机，捷克延续到80年代末才实现了民主。在苏东巨变中，唯一的发生流血的则是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的冲突之后，原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为救国阵线，并继续掌权。所以在民主国家中，因为已经实现了以代议制为标志的民主，而其他社会目标在用非暴力手段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而在专制国家中，作为追求民主的手段，非暴力也是现实的。
在一些后发国家，如亚洲、拉美等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在国家建立的初期还不具备民主所需的多元的力量，二战后的非暴力与民主化后，主要是在那些后发国家中。这些国家中有各种政体，而在专制政体中，主要的则是威权模式。威权政体的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却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经济增长。威权国家中，虽然在政治上是极权，但它却有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并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这些国家如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朴正熙时代的南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二蒋时代的台湾，当经济充分发展，资本积累完成后，民主化则是水到渠成，所以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以非暴力运动完成的，虽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低度的暴力。
与威权国家相比，意识形态挂帅的苏联模式专制政体民主化转型的阻力较大。威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它的政绩，也就是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挂帅的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宣传连同政绩是其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共产国的民主化，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大的阻力，但是在这些国家中，通过非暴力手段完成体制转型，也是非常可能的，苏东巨变就没有流太多的血，也是低度的暴力。这在于工业革命后，统治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已不再是绝对的对立了。专制时代的帝王，都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除非那种极端理想的统治者，想以自己的理想，通过强力来改造社会，而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现实彻底的对立。只要有点判断力与现实嗅觉的统治者，总是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相应的做出调整与改革，这不但是在维系社会的稳定，同样也是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中间出现的是量变，当民主政体的基础具备时，则会迎来质变。
苏联模式的集权，使得不可能出现如市场经济中那般的自下而上的资本力量，去推动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中也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于体制内部。它们的形成，会冲淡意识形态。苏联鼎盛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官僚阶层，这些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后，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并演变出既得利益集团。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就利用其岳父的地位，大肆捞取经济利益。而经济权益的获取则消融了意识形态的冰山，勃列日涅夫曾说他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特权阶层中衍生出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统治阶层和人民的利害是相连相关的，二者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因为统治阶层也需要维系一个持续的经济的发展，以保证他们既得利益，并获取更多的甜头。而如果不能治理好经济，则自己的利益也必然受损。
对于政治集团来说，他们自己直接的与经济利益集团保持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经济集团的力量足够大的时候，政治集团本身也会选择改革。这首先是既得利益集团谋取的巨大利益，使得国内的怨言不断。为了避免暴力革命，并转移视线，实行民主化的改革，既可以转移民众的视野，同时也可以通过谈判，以支持民主化为交换条件来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对于政治集团来说，民主化的改革可以保证自己在未来的多元的力量家角逐中，作为一个阶层利益的代言人参选，并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如果拒绝改革，一旦被从下而上的推翻，则自己的一切利益都会被清算，未来的政治生命也会彻底终结。既得利益集团一般都是在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在经济的高潮之后，会出现退潮。政治集团明智的选择好时机改革，既可以疏导国内不满情绪，又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种下政治资本，避免在经济浪潮波动之下的情绪激化而带来的动荡。
对于政治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民主化不是个难题，焦点是民主化后是否会清算前统治阶层的问题。清算与否取决于转型期的历史背景，如果在转型前的量变时期，当政者已经做了大量的改革、经济充分发展、社会稳定、言论相对自由，在一团和气中实现民主化。那么作为反对力量的人士，没有一个愚蠢到会在未掌握权力的时候，以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为代价去争取所谓的民主。这个时候如果和平的实现社会转型，新的多元化的民主选举开始，则这些既得利益，作为交换，不会被清算。由此可以看到如果在自己已获取的利益得到保证不被追究的情况下，则可能减少民主转型的压力，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并未遇到多少忠于意识形态力量的反抗。俄罗斯学者在苏联解体后做总结，苏联解体经历三步骤，第一是精英学者，掀动自由、民主的思想浪潮，然后是政治家在上层做出响应，进行改革，最后，当改革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的时候，于是苏联解体就到来了。而苏联解体中，既得利益集团并未成为阻力，反在民主化后的俄罗斯发挥重要的影响，按照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如果是在社会动乱交加，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始民主转型，那么就算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意识到清算会带来动乱，民意也不肯罢休。民主运动，是以民意的表达为自己的生存基础，如果不满足民意，就是灭亡自己。这个时候，通过低度的暴力而建立起来新的政体之后，清算则是可能的。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就是在经济保持连续增长，社会媒体自由逐渐放开的背景下进行的，韩国则是乘着奥运会的东风推动了民主的建设。在民主化转型后，原有的政党、领导人并未遭到清算，虽然有个人问题而被起诉者，如全斗焕，后来也被赦免。大体而言这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反之马科斯被赶下台后只好出走美国，亡于他乡。苏哈托，在金融风暴后被迫下台，对他历史问题的争议到今天仍在继续。所以在恰当的历史时机选择改革，既利于当政者，也利于国家中的每个人。
“人类只有遵守宗教道德信条，不容许对人使用暴力，拒绝参加这种暴力行动。那么暴力作为生活中不公正的经济结构的主要根源，就会渐渐地自行消失”。 人类的进步到了今天，对文明进步的追求只能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实现，激进的革命带不来任何进步。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只能而且能够以文明的非暴力方式去实现。暴力带不来民主进步,只能带来波澜。今日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而对政府,民间从期待之，到失望之，再到愤慨之，这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都期望能够生活的更好一点。今天当权者在很多方面仍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形成自己的巨大利益之后、，以及民间由于民意和民生得不到关注而形成了一种怨气，这些都会产生某些极端思想。
但是今天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相信当权者也不能漠视之，他们也会做出变革,而人民也要以理性的方式去对待，不要把统治者与人民绝对的对立起来。当权者在利益上与这个国家还是相互切身交融的。改革是渐进的，一步是走不到位的。欧美的制度很先进，我们很羡慕，但是由于种种利益冲突，很多的阻力阻挡了这些制度的学习和实践。人民心中有气，也有火。我们怎么选择？现实的选择是做一个理性的公民，就是发牢骚抱怨骂街，但是在思想和行动上，仍然要保持理性，不要选择极端的言论和行为，这不是向我们不满的东西屈服，不是选择了做奴才，只是在等待。民主制度在阶级基础上需要大量的中产阶级，在思想上需要具备公民意思的现代公民。而今天的中国，这些都还不具备，如果贸然激进，伤害的只是自己和未来的进步。发展好自己，自己进步了，每个人进步了，整个国家也就进步了。今天非暴力运动的选择，在生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有人选择参选人大代表，有人选择维权，有人选择做开启民智工作。重庆的钉子户，他选择以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他就是在非暴力行动的最好表现。
民主的制度需要以文明的方式去争取，当权者固然是恶的，但是作为我们，不能同样选择恶的。两恶相撞，只能给某些人利用去实现自己的私欲，过去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些。梁启超早就预言了暴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后果，虽然那些仁人志士们的行为让我们热血沸腾，但是清末后的系列动乱印证了梁的预言。本世纪以来一系列非暴力运动推动的民主变革，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都给我们以启示，暴力不是实现民主最好的工具，语言的宣泄与思想和行动是两回事。特别是在今天网络发达的情况下，人民更容易在网络上情绪化的宣泄，但是，现实中，仍然需要以理性的行动去推动中国的进步发展，非暴力，则是中国进步前行的唯一道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17 17:06:06编辑过]
- 楼主 2007-09-17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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